刘青 陶攀 洪俊杰：海外并购存在“中国模式”吗？
作者简介
刘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陶攀，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
洪俊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4期（总第78辑）。
全文3064字，阅读约需7分钟
海外并购存在“中国模式”吗？
“海外并购的目的一定要是商业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企业海外并购目的由企业而不是政府作出的”，2013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前英国财政部经济学家Robin Bew 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谈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引起的担忧时如是说。
Robin Bew的担忧并非偶然。在中国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企业从真正起步进行海外并购开始，每有重要交易就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甚至受到各国不同程度或不同方式的猜疑、限制甚至抵制。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所以引起东道国政府和企业担忧就在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模式下的海外并购受到不透明的非经济因素和非市场化行为的驱动，因而与西方国家市场化行为下的跨国并购性质不同。
面对国外其他国家的质疑，我们不禁要思考：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真的与其他国家存在系统性差异吗？中国的海外并购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
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海外投资？
结合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学者们普遍认为海外并购的动因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源获取。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国内稀缺的资源以及维护原料来源的稳定性，为防范国际原料市场供应和价格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企业往往会考虑到原材料生产国进行生产活动。
比如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度居于世界首位的日本，为寻求低成本的原材料及劳动力会选择在中国等比邻亚洲国家进行投资。
二是战略资产的获取。跨国公司站在全球战略的视角，会以长期的、全局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布局，获取战略资产。
比较常见的是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种动机的投资通常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次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比如欧共体和日本不断扩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而美国也在不断增加在欧共体和日本的直接投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国都想要获得对方的先进技术。
三是市场获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是保护和扩大原有市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生产和销售，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贸易限制和障碍。
比较典型的是日本，由于国内需求有限，企业为开拓海外市场和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力进行大量的海外投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增加或者维持其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以对抗贸易限制或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降低商业风险。
最后，东道国制度质量也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因而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考虑政府稳定性、法律与制度等因素。
例如作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其企业就倾向于到法制环境较好、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进行并购活动。
经过对美国、日本以及新兴发达国家韩国等国海外投资与并购动机、行为方式等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海外并购模式基本遵循上述四种动机。
那么，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海外并购模式，中国的海外并购模式是否有所差异呢？
揭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神秘面纱
为了更好的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海外投资与并购模式进行比较，我们从市场寻求、自然资源、战略资产、制度质量几个方面出发分析影响我国海外并购的主要因素。
从自然资源方面来看，我国对于石油、铁、铜等自然资源需求旺盛，投资于资源丰富而资金紧张的国家是我国寻求资源的主要方式。
在这一类型下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非洲、中亚、西亚等石油、铁、铜等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因而矿产金属资源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关注的重点。
资本流入国矿产资源禀赋对我国企业的并购决策及规模都存在显著的影响，而油气资源禀赋对中国海外并购只存在规模效应。
相对于矿产金属资源而言，油气资源的交易能否达成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因素有着更强的相关性，而达成交易之后投资规模则受东道国资源丰裕程度的影响。
从战略资产方面来看，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入世的步伐，我国的海外并购开始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
海外并购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国外技术和管理团队，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生产技术的重要的渠道。联想并购IBM、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薄膜显示器业务等大型并购案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来获得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的动机。这也与我国政策背景相符合。
例如，2004年10月，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中，将“能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项目；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开拓国际市场的境外企业收购和兼并项目”列为重点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对其进行支持，且专项贷款享受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优惠利率。
从市场方面来看，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决策及规模都有着显著影响。国内市场生产过剩以及有效需求不足，促使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来开辟新市场。
同时，一旦进入某国市场，市场机会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并购规模。
在制度质量方面，我国进行海外并购决策时，对目标国的制度质量并不是简单地逐劣或者逐优，而是对不同维度的制度有不同反应。
在投资规模决策中，我国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更倾向于到政治风险较高、交易风险较高的国家投资；而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倾向于到交易成本较低即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投资。
这也表明，中国的海外并购主要是市场行为，并未企图利用东道国的制度缺陷谋取“便利”。
一方面，这可能跟我国海外并购主体是国有企业或者走出去的私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关。
由于腐败更多地影响的是当下的成本，对腐败较好的控制意味着企业不需要为了顺利经营而花费资金贿赂官员；清廉的政府官员能够更好地规划公司管理层，从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利润。
由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企业可能更善于在制度环境类似的国家经营，因此在投资后能克服或者适当规避腐败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国自然资源型海外并购金额较大。据统计，1992至2012年间，我国油气开采业每笔并购均交易规模达2.53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同时金属采矿业无论是并购次数还是并购总规模都远超出其他行业。
而一些制度稳定性更高的发达国家通常限制甚至禁止他国对其资源行业的并购行为，故而我国企业可能被迫投资风险较高的资源型国家。
除此之外，一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高，经济联系越密切，中国对该国进行并购的概率和规模也会越大。
贸易联系可以增强企业对潜在目标国的了解，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海外并购中的搜寻成本。这与上述美国、日本及韩国等国的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相似。
一样的并购模式，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与发达国家情形相似，我国的海外并购同样受东道国市场、自然资源、战略资产和制度质量因素的驱动。
虽然影响的方向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这种不一致更多地是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世界工厂”的地位有关。
比如，中国对战略资产、对矿产金属资源的需求，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并不存在所谓的独特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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